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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治理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直接降低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通过数据摸底、情景预测等宏观管理路径来助力碳中和等气候目标。

只有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持续不断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厚植共同富裕基础，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富裕需要把蛋糕做大，共同则要求把蛋糕分好，两者是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高培勇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词组成。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7日（星期一）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无论是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调节力度，还是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抑或是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都要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展开和推进。

同样，只求公平不要效率，搞平均主义，其结果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搞不好还可能造成共同贫穷。要发挥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作用，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但不是劫富济贫。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历史性地突破60%，中国的城市化渐进尾声，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土地出让融资的需求和能力都开始下降，住宅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本市场难以为继。

之所以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可持续的观点长期挥之不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所得视作财政收入。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明星城市就是合肥：1）首先，合肥通过滨湖新城的开发，从土地金融（卖地）中攫取最初的原始资本。进入高质量发展，财政的缺口一定会越来越大。大量散户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天生劣势，决定了其识别、筛选优良资产的能力必然不足。

同理，即使今后中国的地方政府无地可卖，开发商无房可卖，房地产市场的融资功能也不会就此消失。与美国央行依靠国债生成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依靠股市创造广义货币M2的货币生成机制不同，中国是央行依靠顺差进口美元生成大部分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主要依靠房地产为基础的社融创造广义货币M2。

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不具备中国房地产这样强烈的资本属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比中国多了一个不动产税。这一点已经在去年下半年的房地产大衰败中，得到临床验证。中国地方政府没有征税权，税种和税率都是中央政府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房地产市场在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和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投资-运营一体的全能型政府，是重资产模式。

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社会分工水平下降，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作为城市的投行，地方国资委的主要功能，就是打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方面，实现地方政府可持续的融资。特别是国家的淡马锡（不是国务院国资委，而是国家开发银行、社保基金等），可以通过发行由央行直接购买的低息国债，大举进入一级市场，抄底严重贬值的中概股。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比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更强大，就是因为中国的公共产品股权融资市场（房地产）比发达国家公共产品的债权融资更强大。

明白了房地产市场是金融而不是财政就可以回答房地产市场是否可持续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一个流行观点，就是认为股市和房市之间存在替代关系（trade off），在这样的资本结构下，房地产繁荣会自动抑制股市的发育。

这种把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对立起来的思路，正在对资本市场的设计和政策制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正是这个在正统经济学眼里不正规的资本市场，一举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资本不足的问题，成为中国过去40年城市化和工业的发动机。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地方政府土地招拍挂类似于企业上市融资（IPO），相应地，开发商则类似于券商，券商通过将股票包销成理财产品出售给散户，而开发商则通过将土地开发成商品房零售给购房者。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成为强大的发展型政府，就是在于存在一个能为公共产品股权融资的资本市场。而在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品的住房和作为商品的住房只能有一个价格——满足炒的功能就要牺牲住的功能，反之亦然。事实上，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资本市场，各自创造自己的流动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强，是因为一级土地市场是政府主导，在IPO环节虚假披露的信息远远少于股票市场第三个指标是城镇新增就业，2021年城镇新增就业指标有明显恢复，然而两年均值与疫情前七八年该指标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显著缺口。

总体来讲，我国劳动就业和宏观经济复苏都取得了很好进展，然而就业仍然存在复苏不充分的问题，这与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讲到的三重压力自然有联系。我国失业率指标较特殊，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两个失业率指标。

首先是城市化高速推进、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快速扩容的产物。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厘清阐明，如果持续存在难以事先明确预期的模糊因素，可能会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额外交易成本和不利影响。

粗略观察过去十余年我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变化有几个大数：一是总量从7.2亿到7.6亿，增加了4000万。不过去年农民工增量虽大幅反弹，疫情期两年平均值仍与疫情前多年均值存在相当缺口，从一个角度提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恢复仍不够不充分。

2020年疫情冲击下经济增速大幅，伴随农民工转移增量减少520万，代表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指标的最大收缩值，与宏观经济相对潜在增速的收缩程度具有数量级意义上的对称性。另外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还有400-500万中专毕业生、几十万退伍军人和一定数量中学毕业生等等，新增求职人数会达历史新高。2020年底以后这个进程加快，推进方式也明显变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反垄断措施，包括对二选一竞争方法的高额罚款、叫停并购案、暂停或永久性中断重大平台公司上市过程等等。就业零工化和灵活化的强大趋势，背后有经济发展阶段与技术变迁等时代环境因素推动，也有年轻一代求职人员主题禀赋条件演变的影响。

以下观点整理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2期）上的发言。国内也是如此：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法增设互联网条款， 2018年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反垄断执法，2019年38号文件对平台经济提出系统规范要求，直至2020年初启动《反垄断法》修订进程……可见加强对平台经济的规范监管早已开始，前期主要要通过渐进性修法修规引入对平台经济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和规范。

在密集出台疾风骤雨般的政策举措解决一段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之后，或有必要通过调整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使得平台经济深化反垄断能够更充分体现法治经济法制社会要求，由此更有效地解决现实经济增长与预期转弱的矛盾，并更好地推动经济长期发展。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8203;就业 。

例如遏制平台企业宰熟、过度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隐含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有明显进展，对互联网巨头利用算法技术对外卖骑手过度索求的必要监管问题提上讨论议程，平台巨头的公益意识也得到提升。同时强化反垄断也提出一些有待厘清和完善的问题。

二是失业率反应程度和灵敏度仍然偏低，如2020年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程度在改革时期极为罕见甚至仅见，然而登记失业率升幅仍略低于近20年的两次阶段性峰值。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净出口对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27.4%和21%，两年平均贡献率为22.4%，作为比较疫情前十年净出口对总需求平均贡献是负值。就今年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而言，2022年预计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将比上年大幅增加167万人，第一次超过千万门槛达到1076万人的创纪录水平。另外与疫情持续影响经济也有关系，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其中包括对增长制约特别是消费某种拖累作用。

给定这个背景条件，我国经济最近面临新的下行压力，投资和消费内需不足显然是主要原因所在。网络和数字经济以前时代经济运行也提供传统灵活就业机会和需要，比如街边大碗茶、修鞋匠、卖冰棍等自谋职业者以及钟点工、家庭帮工等，但是现代网络数字经济发展普及，通过各类平台经济和网络化提供了大规模的各类新型灵活就业机会。

第一，我觉得易教授主报告对新就业形态做得比较系统考察很有意义，这里也谈一下新就业形态重要性和成因背景。另外去年外出农民工占比显著下降，也对农民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针对平台巨头在数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垄断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创新反垄断体制政策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的趋势性潮流。